1978年12月，浙江黄岩县宁溪公社，供销社职员李朝红下班回家。路边，一个五岁孩子正拿着糖果玩耍。她随口问了一句：“又是王奶奶给的糖吗？”孩子的回答，却让一桩隐藏了近三十年的秘密露出了缝隙。
孩子摇摇头，说：“不是，我去王奶奶家，和另外一个奶奶学写字。”
话不长，却很关键。王金英是独居老人，平时家中只有她一个人，哪来的“另外一个奶奶”？李朝红没有立即下结论，但这句话，和此前积累的种种疑点连在了一起。
王金英家有一间阁楼，窗户常年紧闭，外面还遮着东西。她解释说，里面只是堆放杂物，没必要通风。可李朝红几次在深夜经过时，都发现阁楼里透出微弱灯光。
杂物间为何半夜亮灯？
这还不算完。王金英偶尔采购的粮食、日用品，数量往往超过一名老人正常所需。她家平时显得安静，生活痕迹却不像只有一个人。那些细节单独看并不算证据，放在一起，就显得不太寻常。
李朝红只是普通职工，不是公安人员，也没有受过侦查训练。王金英平常待人和气，还会把糖果分给附近孩子，因此她一直没有贸然举报。乡里乡亲，话一旦说出口，就可能伤及无辜，不能凭猜测办事。
但五岁孩子的话改变了她的判断。
李朝红后来回忆，自己当时想到的不是“抓人立功”，而是阁楼里可能真的藏着一个人。沿海地区长期处于反特斗争的敏感环境中，台湾方面在大陆遗留或派遣的情报人员，曾经是公安机关重点防范的对象。这个念头一出现，她便将情况报告给了公安部门。
接到反映后，当地公安机关没有仅凭邻里怀疑采取行动，而是先展开外围调查。王金英的家庭关系、过去经历、日常往来，都被重新梳理。调查显示，解放前她曾是国民党方面一名人员的妻子，解放后，其丈夫屠日炘去向不明。
“失踪”本身并不能说明问题，可它与封闭阁楼、夜间灯光、异常采购联系起来，性质便不同了。专案人员据此判断，阁楼可能存在隐蔽夹层或暗室，王金英的丈夫也许并未真正离开。
几天后，趁王金英外出，公安人员对阁楼进行检查。在隐蔽处，他们发现了电台零件和密码电报残片。这个发现证实，阁楼并非普通储物间，里面曾有人从事秘密通信。
然而，搜查时没有找到屠日炘本人。办案人员没有急于抓捕王金英，而是继续布置监视，试图顺藤摸瓜，查清藏匿人员和通信对象。这个处理相当谨慎，既避免打草惊蛇，也给案件留下了完整取证的空间。
不久后，村外一处隐蔽地点出现了异常动静。一名化装成老太太的人正在设法发报，监视人员随即将其控制。经查，此人正是藏匿多年的屠日炘。
屠日炘并非普通逃犯。资料显示，他出身地主家庭，解放前后曾与国民党方面有联系，后来被吸收为特务。1949年前后，国民党军政人员撤往台湾时，他未能随同离开，便按照台湾方面的安排留在大陆潜伏，等待所谓“反攻”时机。
这个等待，一晃就是29年。
他藏身于妻子王金英家的阁楼，平时极少露面，生活起居由王金英负责掩护。为了不引起邻里注意，他有时化装外出，有时借助夜色活动。阁楼没有正常通风，窗户也被遮挡，长期处在压抑而封闭的环境里。
有意思的是，真正暴露他的，并非一次大规模搜捕，也不是电台突然失灵，而是孩子对“另一个奶奶”的一句随口回答。情报工作的隐蔽性再强，也经不起日复一日的生活细节。一个多出来的人，一盏不该出现的灯，几次不合常理的采购，最终形成了完整的疑点链。
1978年的大陆，社会秩序正在逐步恢复，公安机关办理此类案件，已越来越重视证据和程序。李朝红的反映只是线索，电台器材和密码残片是物证，后续监视与抓捕则完成了案件闭环。普通群众提供情况，专业部门负责核实，这才是案件得以侦破的关键。
1979年，黄岩县有关部门依法审理屠日炘案。根据当时公开流传的案件叙述，屠日炘因特务活动等罪行被判处死刑并执行。王金英主要承担窝藏、掩护责任，相关处理情况在公开资料中记载不多，不能简单与屠日炘等同。
从阁楼里发现的电台零件，到村外被捕的化装人员，这起案件并不轰轰烈烈，却把潜伏者多年经营的隐秘生活一层层揭开。最先敲响那扇门的，是一个五岁孩子无意间说出的一句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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